中华肿瘤杂志

中华肿瘤杂志2025年第08期

• 妇科恶性肿瘤前哨淋巴结活检技术的研究进展与临床应用

  甘静雯,曹冬焱

  null 前哨淋巴结（SLN）是第1组参与肿瘤细胞转移扩散的淋巴结。SLN活检（SLNB）是指术中使用特异性示踪剂对SLN进行定位和活检，以评估淋巴结转移状态。它以侵袭性小、并发症少、诊断率高的特点在妇科恶性肿瘤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运用，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有待探索及解决的问题。文章介绍了常用的SLN示踪方法，并对外阴癌、子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中SLNB的研究进展和临床应用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为SLNB在妇科恶性肿瘤中的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 江苏省启东市1972—2021年卵巢癌发病流行特征

  丁璐璐,张永辉,徐源佑,陈永胜,朱健,樊健

  目的 分析江苏省启东市1972—2021年卵巢癌发病变化趋势，评估其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方法 从启东市肿瘤登记数据库中提取1972—2021年卵巢癌发病登记资料，计算粗发病率、中国人口标化率（中标率）、世界人口标化率（世标率）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采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启东市1972—2021年卵巢癌发病率的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结果 启东市1972—2021年共发生卵巢癌1 007例。50年粗发病率、中标率、世标率的AAPC分别为7.02%、5.17%和5.12%，上升趋势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0.001）。0～34岁组、35～44岁组、45～54岁组、55～64岁组、65～74岁组和75+岁组粗发病率的AAPC分别为4.10%、4.74%、6.02%、4.86%、4.23%和5.18%，上升趋势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0.05）。年龄效应表现为卵巢癌发病率从45～49岁组开始上升速度明显，至75～79岁组达到峰值（20.67/10万）。时期效应以1992—1996年组为参照组，2002—2006年、2007—2011年、2012—2016年和2017—2021年4个时期卵巢癌的发病率上升明显（均 ＜0.05），且时期越靠后发病率比值（ ）越大，至2017—2021年 值达3.86（95% ：2.72～5.47）。出生队列效应以1952—1956年出生为参照组， 值从1892—1896年的0.12（95% ：0.02～0.91）逐渐升高，至2007—2011年升至最高峰（ =18.05，95% ：3.51～92.87），出生越晚卵巢癌发病率越高，1967—2011年出生队列对发病率上升具有明显影响（均 ＜0.05）。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 检验结果显示，卵巢癌发病风险的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出生队列效应趋势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0.001）。 结论 启东市卵巢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均是影响启东市卵巢发病的主要因素，中老年女性人群是卵巢癌防控的重点对象。

• 优替德隆通过ROS/AMPK信号通路诱导小细胞肺癌细胞凋亡和自噬

  穆晓倩,于超男,赵艳秋,胡秀峰,吴红波

  目的 探讨优替德隆（UTD1）在小细胞肺癌（SCLC）中的活性及其分子机制。方法 采用SCLC H446和H1048细胞系，分别通过细胞计数试剂盒8法、流式细胞术、免疫荧光染色、活性氧（ROS）生成测定和Western blot检测UTD1对细胞增殖、细胞周期、凋亡、自噬及ROS/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信号通路的影响。采用H446细胞构建SCLC裸鼠模型，观察UTD1对移植瘤的治疗效果。结果 UTD1以剂量和时间依赖的方式抑制H446和H1048细胞活力，H446和H1048细胞的半数抑制浓度分别为0.675和0.439 μg/ml。UTD1作用H446和H1048细胞6、12和24 h，G /M期细胞比例［H446细胞分别为（53.86±4.54）%、（68.59±5.49）%和60.89±3.26）%，H1048细胞分别为（46.83±2.20）%、（60.67±3.44）%和（57.88±5.11）%］除H1048细胞6 h组外均高于0 h组［分别为（38.99±2.60）%和（40.73±2.50）%，均 ＜0.05］，凋亡率［H446细胞分别为（23.57±0.12）%、（35.79±1.59）%和（46.15±4.57）%，H1048细胞分别为（23.05±2.70）%、（37.73±2.97）%和（43.39±3.31）%］均高于0 h组［分别为（6.44±0.96）%和（6.31±0.75）%，均 ＜0.05］，LC3荧光点数目［H446细胞分别为（56±11）个、（69±8）个和（66±8）个，H1048细胞分别为（39±7）个、（56±12）个和（50±11）个］均高于0 h组［分别为（13±6）个和（12±5）个，均 ＜0.05］，ROS相对荧光强度（H446细胞分别为2.54±0.48、2.85±0.68和5.03±0.72，H1048细胞分别为2.26±0.51、4.17±0.35和4.66±0.51）均高于0 h组（分别为1.00±0.14和1.00±0.02，均 ＜0.05），H446细胞的cyclin B1、cyclin A2和P21表达水平（cyclin B1：0.63±0.07、0.33±0.05和0.23±0.04；cyclin A2：0.68±0.08、0.46±0.03和0.27±0.06；P21：0.64±0.03、0.32±0.05、0.22±0.03）］均低于0 h组（均 ＜0.05）。UTD1+Z-VAD-FMK组H446和H1048细胞凋亡率分别为（19.97±3.19）%和（17.68±3.14）%，均低于UTD1组［分别为（40.73±3.35）%和（39.82±2.45）%，均 ＜0.05］。UTD1+3-MA组H446和H1048细胞在6、12和24 h的吸光度均高于UTD1组（均 ＜0.05）。UTD1+NAC组H446和H1048细胞p-AMPKα/AMPKα表达水平（分别为1.33±0.09和1.33±0.11）均低于UTD1组（分别为1.98±0.17和2.23±0.23，均 ＜0.05），LC3-Ⅱ表达水平（分别为1.49±0.16和1.55±0.05）均低于UTD1组（分别为2.81±0.19和2.49±0.38，均 ＜0.05），凋亡率［分别为（17.24±2.15）%和（19.40±4.28）%］均低于UTD1组［分别为（38.07±3.53）%和（41.20±1.87）%，均 ＜0.05］。UTD1+si-AMPKα组H446和H1048细胞LC3荧光点数目［分别为（24±5）个和（23±3）个］均低于UTD1组［分别为（46±6）个和（36±6）个，均 ＜0.05］，凋亡率［分别为（18.35±1.15）%和（19.15±3.46）%］均低于UTD1+si-NC组［分别为（39.34±1.77）%、和（39.50±2.15）%，均 ＜0.05］。2.5 mg/kg UTD1组和5 mg/kg UTD1组SCLC荷瘤裸鼠的抑瘤率分别为46.43％和58.33％，UTD1组凋亡阳性细胞和p-AMPKα阳性细胞比例较对照组明显增加，而Ki-67表达水平降低。 结论 UTD1抑制了SCLC细胞的增殖，导致G /M期阻滞，并通过激活ROS/AMPK信号通路触发细胞凋亡和自噬。

• 多重荧光聚合酶链反应-毛细管电泳法检测胃肠道腺癌微卫星不稳定与免疫组化法检测错配修复蛋白表达结果不一致的探讨

  顾怡瑾,许海敏,李启芸,袁菲,董磊,王朝夫

  目的 分析多重荧光聚合酶链反应（PCR）-毛细管电泳法检测胃肠道腺癌微卫星不稳定（MSI）与免疫组化（IHC）法检测错配修复（MMR）蛋白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提高解读MSI和MMR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为胃肠道腺癌临床精准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2024年1—6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病理科诊断为胃肠道腺癌的手术切除或活检标本511例（胃腺癌161例，结直肠腺癌350例），采用IHC法检测肿瘤组织的MMR蛋白表达，2B3D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Panel多重荧光PCR-毛细管电泳法检测肿瘤组织DNA和匹配正常对照DNA的MSI状态，比较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分析不一致的原因。对于仅双核苷酸位点不稳定或MMR蛋白局灶区表达缺失导致检测结果不一致及检测结果不一致难以解释原因的标本，均进行非NCI Panel多重荧光PCR-毛细管电泳法验证和二代测序（NGS）法验证。结果 511例胃肠道腺癌中，有15例（2.9%）多重荧光PCR-毛细管电泳法与IHC法检测结果不一致，胃腺癌患者的不一致率为7.5%（12/161），显著高于结直肠腺癌患者的0.9%（3/350， ＜0.001）。导致多重荧光PCR-毛细管电泳法与IHC法检测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及标本例数：（1）取材因素，6例；（2）2B3D NCI Panel设计局限性，3例；（3）肿瘤异质性，3例；（4）仅MSH6蛋白缺失：1例；（5）难以解释原因，2例。仅双核苷酸位点不稳定的3例标本，非NCI Panel多重荧光PCR-毛细管电泳法和NGS法验证结果均与IHC法检测结果一致。MMR蛋白局灶区表达缺失的3例标本和难以解释原因的2例标本，NGS验证结果与2B3D NCI Panel多重荧光PCR-毛细管电泳法检测结果一致，难以解释原因的标本还经NGS法检出柯尔斯顿大鼠肉瘤基因Ⅰ类变异和多个基因Ⅱ类变异。 结论 结直肠腺癌多重荧光PCR-毛细管电泳法与IHC法检测结果一致性比胃腺癌高。当两种方法检测结果不一致时，应在排除技术和判读失误后进行标本质量控制，找出不一致的原因，结合NGS检测等技术来提高检测的准确性。

• 乳腺导管原位癌伴微浸润与导管原位癌的临床病理及MRI影像特征比较

  李鸿恩,张丽,王霞,林兴,王伟,曾益辉

  目的 探讨乳腺导管原位癌（DCIS）与导管原位癌伴微浸润（DCIS-MI）的临床病理和MRI影像特征的差异，明确DCIS-MI发生的危险因素。方法 纳入2017年11月至2022年11月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经术后病理诊断为DCIS的44例患者和诊断为DCIS-MI的21例患者，回顾性收集患者的临床病理和术前乳腺MRI资料。参照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RADS）标准，对患者MRI影像进行分类诊断。采用χ?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病理和MRI影像特征的差异性，采用多因素广义线性模型明确DCIS-MI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 DCIS组和DCIS-MI组患者的组织学分级、雌激素受体（ER）表达、孕激素受体（PR）表达、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表达、Ki-67及分子分型方面，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0.05）。广义线性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Ki-67高表达、分子分型为三阴性型的患者发生DCIS-MI的风险较高，而Luminal B型患者发生DCIS-MI的风险较低（均 ＜0.05）。DCIS组与DCIS-MI组患者的乳腺纤维腺体组织密度、病变类型、背景实质强化、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非肿块强化分布、非肿块强化内部强化特点、肿块形态、肿块边界、肿块强化方式等MRI影像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0.05）。DCIS组和DCIS-MI组的MRI诊断准确率分别为77.3%（34/44）和95.2%（20/21），两组患者的MRI BI-RADS分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227）。 结论 DCIS和DCIS-MI组患者乳腺MRI影像特征无明显差异。DCIS-MI组患者更多表现为组织学分级高级别、ER阴性、PR阴性、HER-2阳性、Ki-67高表达及HER-2过表达型和三阴性型。Ki-67高表达、分子分型为三阴性型的患者发生DCIS-MI的风险较高，而Luminal B型患者发生DCIS-MI的风险较低。

• 基于SEER数据库的乳腺与子宫体双原发癌患者的预后分析

  时淑艳,贾晓灿,杨永利,孙娜,张莹,王伟

  目的 探讨乳腺和子宫体双原发癌患者的生存结局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收集监测、流行病学和结果（SEER）数据库1992—2018年诊断为乳腺和子宫体双原发癌患者资料，其中首发乳腺癌再发子宫体癌的双原发癌（乳腺癌-子宫体癌）3 465例，首发子宫体癌再发乳腺癌的双原发癌（子宫体癌-乳腺癌）2 804例。采用Kaplan-Meier方法和累积发生率函数分别估计患者全因死亡率、乳腺癌特异性死亡率和子宫体癌特异性死亡率。采用Cox回归和Fine-Gray回归分析明确患者全因死亡、乳腺癌特异性死亡和子宫体癌特异性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中位随访160个月，乳腺癌-子宫体癌组患者死亡1 616例，死于子宫体癌609例（37.69%），居首位；子宫体癌-乳腺癌组患者死亡994例，死于乳腺癌286例（28.77%），居首位。Cox回归分析显示，首发癌诊断时年龄较大（54～61岁： =1.46，95% 为1.26～1.69；62～68岁： =2.64，95% 为2.29～3.03；≥69岁： =4.89，95% 为4.27～5.60）、两癌诊断时间间隔较短（0～5个月： =6.13，95% 为5.21～7.21；6～23个月： =5.69，95% 为4.95～6.55；24～59个月： =3.44，95% 为3.04～3.89；60～119个月： =2.32，95% 为2.07～2.59）、乳腺导管小叶混合癌（ =1.29，95% 为1.11～1.48）、子宫内膜混合细胞腺癌（ =1.23，95% 为1.01～1.50）、两癌分级较差（乳腺癌Ⅱ级： =1.13，95% 为1.01～1.27；乳腺癌Ⅲ级： =1.24，95% 为1.10～1.41；子宫体癌Ⅱ级： =1.19，95% 为1.06～1.33；子宫体癌Ⅲ级： =1.68，95% 为1.48～1.90）、分期较差（乳腺癌远端： =3.14，95% 为2.50～3.94；子宫体癌区域： =1.53，95% 为1.36～1.71；子宫体癌远端： =3.00，95% 为2.59～3.47）均与全因死亡风险升高有关。多因素Fine-Gray回归分析显示，与乳腺癌-子宫体癌患者相比，子宫体癌-乳腺癌患者发生乳腺癌特异性死亡的风险更高［存在竞争风险时的风险比（ ）=1.24，95% ：1.04～1.47］，而发生子宫体癌特异性死亡的风险降低（ =0.37，95% ：0.30～0.46）。首发癌诊断时年龄较大、两癌诊断时间间隔较短、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均为阴性、乳腺癌分级和分期较差与乳腺癌特异性死亡风险增加有关（均 ＜0.05）。首发癌诊断时年龄较大、两癌诊断时间间隔较短、子宫内膜浆液性癌和混合细胞腺癌、子宫体癌分级和分期较差与子宫体癌特异性死亡风险增加有关（均 ＜0.05）。 结论 乳腺与子宫体双原发癌的病理过程和治疗决策较为复杂，应特别关注首发癌诊断时年龄较大、两癌诊断时间间隔短以及肿瘤分级、分期较差的患者。

• CT引导下经皮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放疗治疗宫颈癌放疗后野内孤立性复发病灶

  马一鸣,夏威利,王冬博,武豪,张明川,程淑霞

  目的 探讨CT引导下经皮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放疗治疗宫颈癌放疗后野内孤立性复发病灶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3月至2024年8月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CT引导下经皮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放疗的30例放疗野内孤立性病灶复发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局部麻醉后，在CT引导下将插植针经皮植入复发病灶内，勾画靶区确保全剂量覆盖，高危临床靶区处方剂量为600 cGy/次，1次/周，随后行近距离放疗。记录插植针数量，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评估靶区、受照剂量等参数，观察病灶缩小程度、治疗中和治疗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30例患者共行72次插植近距离放疗，技术成功率为100%（72/72）。治疗次数2次者20例，3次者8例，4次者2例。使用1根插植针者4例，2根者20例，3根者4例，4根者2例。高危临床靶区剂量D 为（718.17±222.61）cGy。膀胱、直肠、乙状结肠和小肠2 cm 体积的剂量D 分别为（168.29±53.80）cGy、（178.87±105.38）cGy、（136.05±78.06）cGy和（288.91±117.49）cGy。中位随访11个月，30例患者中，完全缓解12例，部分缓解14例，疾病稳定3例，疾病进展1例，客观缓解率为86.7%。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未见明显出血、疼痛。治疗后，有3例直肠旁淋巴结复发患者发生1级放射性直肠炎，经治疗后缓解，其余患者未见明显并发症。 结论 CT引导下经皮插植近距离放疗治疗宫颈癌放疗野内孤立性复发病灶安全可行。

• 肿瘤环腔占比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治疗疗效和远期预后的关系

  李干斌,邱小原,张潇,徐徕,牛备战,张冠南,陆君阳,吴斌,肖毅,林国乐

  目的 探讨肿瘤环腔占比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治疗疗效和远期预后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月间于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诊治的451例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直肠核磁界定的肿瘤环腔占比值，将研究对象分为高环腔占比组（≥2/3周，270例）和低环腔占比组（＜2/3周，181例），主要结局指标是3年无病生存率。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近期疗效及远期生存预后。结果 与低环腔占比组患者相比，高环腔占比组患者的肿瘤矢状径更大［（4.7±1.7）cm和（3.6±1.4）cm， ＜0.001］，mrT4分期比例（37.8%和13.3%， ＜0.001）、直肠周围筋膜阳性率（54.1%和29.8%， ＜0.001）和肠壁外血管侵犯阳性率（55.6%和38.1%， ＜0.001）更高，高环腔占比组以pT3～4期（占比分别为46.7%和30.9%， =0.002）、Ⅱ期/Ⅲ期（占比分别为15.9%和13.3%， =0.003）为主，病理完全缓解率更低（22.2%和33.1%， =0.010），肿瘤退缩程度（CAP 0～1级占比）更差（48.9%和60.8%， =0.013），神经侵犯率更高（11.5%和5.5%， =0.031）。中位随访40个月，局部复发11例（2.4%），远处转移48例（10.6%）。低环腔占比组与高环腔占比组的复发率分别为2.2%和2.6%，远处转移率分别为7.7%和12.6%，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值分别为0.957和0.096）。高环腔占比组患者3年无病生存率低于低环腔占比组（84.4%和92.4%， =0.014）。 结论 肿瘤环腔占比与肿瘤负荷密切相关，可判断肿瘤对新辅助放化疗的反应性，且与远期预后密切相关。对于环腔占比超过2/3周的直肠癌患者，需采取强化治疗措施，以改善其远期预后。

• 甲状腺未分化癌患者远期生存的影响因素及免疫治疗效果分析

  卜剑,宁康,于永超,焦赞,吴桐,杨中元,陈伟超,杨安奎

  目的 探讨甲状腺未分化癌（ATC）患者的远期生存情况，并分析影响预后的关键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0年3月至2022年7月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接受治疗的77例ATC患者的临床和随访资料，以肿瘤特异性生存为主要研究终点。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明确预后影响因素。结果 77例患者中，64例患者行手术治疗，其中单纯接受手术治疗33例，手术+化疗8例，手术+放疗13例，手术+化疗+放疗1例，手术+化疗+靶向治疗2例，手术+靶向治疗3例，手术+免疫+靶向治疗4例；未行手术的13例患者中，单纯化疗2例，单纯靶向治疗3例，单纯免疫治疗1例，放疗+化疗1例，化疗+免疫治疗5例，免疫治疗+靶向治疗1例。中位随访时间8.4个月，有58例（75.3%）患者死亡，中位生存时间为6.6个月。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C反应蛋白、单核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白蛋白含量异常、原发灶最大径、BMI、是否免疫治疗与ATC患者的生存有关（均 ＜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免疫治疗是ATC患者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 =0.18，95% ：0.05～0.62， =0.007）。40例2015年及以后收治的患者中，接受免疫治疗的11例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17.2个月，优于未接受免疫治疗的29例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6.2个月， =0.028）。 结论 接受免疫治疗的ATC患者呈现更好的预后，生存时间更长。此外，C反应蛋白、白蛋白、单核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和BMI异常可能与ATC的不良预后相关。根据ATC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治疗方式可能更有利于患者的远期生存。

• 2024年版日本《低剂量CT肺癌筛查发现的肺结节管理指南》与2023年版《中国肺癌低剂量CT筛查指南》的比较分析

  冯靖,尹剑兵,崔磊

  null 肺癌是全球范围内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低剂量CT筛查可以提高早期肺癌检出率，降低肺癌的死亡率。本文对比分析了日本和中国最新版的肺癌低剂量CT筛查指南，探讨了两国在肺癌筛查体系构建、肺结节管理细则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两国指南均强调了年龄和吸烟在选择筛查对象中的重要价值，但具体标准有所不同。日本指南将50～74岁的重度吸烟者作为筛查对象，而中国指南将更广泛的高危人群作为筛查对象，包括不同年龄、吸烟史、职业暴露和家族遗传等因素。在设备和辐射剂量要求上，两国指南都考虑了个体化，但具体数值和方法有所差异。在成像与后处理分析方面，中国指南提供了更详细的技术规范，强调了多种后处理技术的运用。在肺结节管理策略上，两国指南都采用了结节分类，但在结节大小评估标准和随访干预流程上有所不同，中国指南更注重多学科诊疗团队的会诊。日本指南强调了易被忽视的肺癌影像学特征和非肺结节表现形式，而中国指南则强调了戒烟与肺癌筛查的结合。总体而言，两国指南在肺癌筛查的多个方面存在共性，但也各有特色，相互借鉴有助于完善肺癌筛查体系。